全球新动态：苏州第一批供地首日：6宗地收金84亿 中建三局连落两子

因此，对于PPP争议中涉及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的授予、收回，政府采购投诉，政府信息公开，项目规划许可，对项目公司的处罚，对项目公司征收补偿决定、收费标准的确定等争议的，因涉及相关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内容，属于行政争议。

在此情况下，如何与身体权区分，避免人为的法条竞合，值得注意。这些条款在民商法的解释中发挥重要作用。

再如，法院可依据正当程序扩张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11]。探讨人格权与人权之间的关系，其根本是在于民法与宪法之间的关系。[47]〔瑞〕贝蒂娜·许莉蔓-高朴、狄安娜·奥斯瓦尔德：《瑞士民法上的人格权保护》。这样的重大意义在于，其一，民法典援引宪法人权条款，可以作为其立法的理由与根据之一。该条甚至都不如之前的《消费者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的规定，其否定性的措辞实际上是一种规范错配[43]。

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出发，私法与公法一样，同样负有保护宪法基本权利的义务[30]。该条虽然被置为第五章民事权利之首，也不能改变尊严在其中仅被赋予一项普通民事权利的地位之事实。[10] 陈淳文：《从法国2008年修宪论抽象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中研院法学期刊》第17期（2015），第106页。

申请人必须说明，根据何种法律上权衡而认为系争规范与上位规范不一致。当然，抽象规范审查程序的审查期限通常较长，可能使得联邦众议院议员的申请权事实上发生疑问，为此，必须确保提出申请的议员在丧失议员资格之后仍享有相关的程序性权利。在该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驳斥了联邦政府对第76条第1款第2项所作的狭义解释。相应地，在抽象规范审查程序中，对联邦规章的宪法审查也扩张到了审查规章是否具有法律授权之基础、其规定是否在授权的范围内，但扩张的范围也仅限于此。

Schlaich/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Stellung, Verfahren, Entscheidung, 10. Aufl., C. H. Beck, 2015, 129 f. [102] Maunz. Art. 93, in Maunz, Lfg. 33, Rn.21. [103] Klaus Stern, in: Bonner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Art.93 , Lfg.44, Rn.263. [104] Lechner/Zuck,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Kommentar, 7. Aufl., C.H. Beck, 2015, S.517, 25f. [105] Lechner/Zuck,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Kommentar, 7. Aufl., C.H. Beck, 2015, S.517, 25-26ff. [106] Hillgruber/Goos,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2. Aufl, C. F. Müller, 2006, S.192, 525f. [107] Graßhof, in Burkiczak/Dollinger/Schorkopf(Hrsg.),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76, C. F. Müller, 2015,  S.1152, 49f. [108] Klaus Stern, in: Bonner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Art.93 , Lfg.44, Rn.264. [109] 【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著：《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原则上，外国法、国际条约以及欧盟法均不受联邦宪法法院的规范审查。

但是，至于联邦直属法人的规章（Satzungsrecht）能否击破州法，易言之，其较之州法是否具有优先性，从而可以作为联邦宪法法院在抽象规范审查程序中用以审查州法的依据，克劳斯·斯坦恩认为，由于州法一旦对此类法人在专有领域保留的自主的规章制定权进行干预，则已经构成了对设置该自主的规章制定权的基本法规定的违反，故这一问题并不具有实践意义，即，联邦直属法人的规章不宜作为对州法进行抽象规范审查的审查依据。[69]倘若事后证明不存在客观释明利益，则应终止审查程序。为此，位阶较低的宪法规范一旦抵触这些基本原则，即应予无效。联邦宪法法院就此所作成的裁决必须在联邦法律公报公告。

[115]就州法之合联邦法性而言，联邦宪法法院尚应审查联邦法的合宪性，以确定其是否适合作为审查州法的依据。联邦宪法法院只裁判系争规范的存废问题，不对其内容作一般解释，系争规范的解释权属于普通法院。[49]联邦宪法法院并未完全排除违宪的宪法的可能性。在内阁制国家中，传统上行政、立法间的相互制衡，在现实上已被在野党与执政党相互制衡所取代。

为此，即便系争批准决议符合民主的要求，但也因构成法治国原则的违法而无效。[64] 2．非抽象规范审查的对象 除占领法（Besatzungsrecht）、在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后不再有效的前民主德国法律及教会法外，[65]下列规范也不是抽象规范审查的对象： （1）不具有对外效力的行政规则（Verwaltungsvorschrift）。

《联邦宪法法院法》第76条第1款第1项对抽象规范审查程序的规范无效宣告（Normverwerfungsverfahren）作了规定：申请人认为系争法规范形式上或者事理上与上位法规范不一致而无效的，可以提出审查申请。[53] 刘兆兴著：《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193页。

需要指出的是，德国并不承认预防性规范审查。它的首要功能在于维护合宪法秩序的统一性。不过，需注意的是，申请的提出以系争规范之存在为前提。它与本件申请人或者审查申请不存在利害关系。在基本法框架下，它有着保障宪法（基本法第20条第3款）和联邦法律的优先性（基本法第31条）的双重目的。然而，尽管宪法法院制度对宪法秩序的维护而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从联邦宪法法院的统计报告来看，抽象规范审查制度所发挥的作用或许并未达到凯尔森等缔造者所希望的目标：自1951年到2015年之间，联邦宪法法院共审理过220353个案件，其中只有180个是根据抽象规范审查程序提出的。

邦宪法法院也只能以基本法第72条第2款为依据展开审查。耶鲁大学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n）指出，就刚经过议会表决大战而通过的法律而言，政争不可能一夕退烧，如果在政争锋头上马上接受表决失败一方的抽象法规审查声请并作成判决，无论结果如何，宪法法院都会受到攻击。

[65] Jarass/Pieroth, GG, 13. Aufl., C. H. Beck, 2014, S.990. [66] Lechner/Zuck,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Kommentar, 7. Aufl., C.H. Beck, 2015, S.516, 20f. [67] 【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著：《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页。相较之下，多数转型国家民主和法治尚欠发达，公民的个人权利意识也有待提高，易言之，无论是制度环境抑或是国民共识均难以为违宪审查制度提供有力支持，遑论其本身较之其他权力分支更为无力。

[39] 各申请主体分别得针对下列对象提出审查申请：联邦政府和联邦议会得针对联邦法律和州法律提起之。依照联邦宪法法院判决，各州之间订立的条约，尤其是与文化事务有关的条约，发生效力争议时，联邦宪法法院有审查权。

外部关系中法律义务的设定只能以制定法的形式为之，基本法第20条既不允许联邦也不允许州以立法性决议为之。[122] 【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著：《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09页。[139]就此而言，人们或许高估了抽象规范审查的作用。[25] 第二，州政府，系指州宪法规定的与联邦政府相当的宪法机关，其界定应以各州宪法规定为准。

就作为联邦法和州法的抽象规范审查的审查依据而言，所谓基本法原则上指形式意义上的《基本法》，不包含其他法律，即便这些法律就其所规范的内容而言具有宪法位阶。不过，虽然《魏玛宪法》第13条第2款规定对邦法的规定是否符合帝国法存有异议或者不同意见的，帝国或者邦的适格中央机关可依帝国制定法的详细规定，提请帝国各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但是，由于对所谓依帝国制定法的详细规定采取十分狭义的理解——只有在帝国制定法明确规定可以就邦法规定与帝国法是否一致提请帝国有权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的情况下，才可以提起规范审查——故审查对象范围十分狭窄。

[29] 需要注意的是，以联邦法为抽象规范审查对象时，可能产生如下疑问：由于申请人，州政府，此前在联邦参议院已就系争联邦法作出表决，而后又提出审查申请，其立场前后是否存在矛盾？针对这一问题，联邦宪法法院在财政平衡第三案判决（Finanzausgleich III）中指出，抽象规范审查程序所具有的客观性使得意图维护合宪法秩序的申请人，无需在联邦参议院为表决行为之前就决定未来——尤其是随着联邦法的实施其认识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形下——是否会就系争联邦法提出抽象规范审查申请，毕竟抽象规范审查所要审查的是业已生效的规范而非在规范制定过程中作成的关于未来是否申请规范的决定。[118] （一）自始无效判决 违宪的法律自始当然无效系以德国传统的无效理论为基础，认为违宪的法律自始（ex tunc）、当然无效（ipso iure）。

[54] 对基于所要批准的条约的法律的实体内容，联邦宪法法院审查立法机关是否有权批准此种内容的条约。根据《联邦宪法法院法》第23条第1款的规定，抽象规范审查申请的提出，应以书面形式为之。

经由对系争法律的无效性的（宣告）确认，联邦宪法法院废止了有效性的法律外观（Rechtsschein der Gueltigkeit），包括提出请求所主张规范的拘束力。然而，无论是从历史经验抑或是理论上看，较之具体规范审查而言，它对立宪主义和基本权利保障的贡献均较有限。联邦宪法法院在1960年12月20日作成的拒绝服兵役第一案裁决（Kriegsdienstverweigerung I）[47]也肯定了这一见解。就抽象规范审查而言，合宪性解释是一种介于一致性宣告与不一致性宣告之间的混合形式：尽管从表面上看，它维持了系争法律的合宪性，但从另外的角度看，否弃某些违反基本法或者联邦法的解释选项，无异于对系争法律作了部分违宪无效的宣告。

[136]由此，《联邦宪法法院法》第76条第2款赋予联邦宪法法院的管辖权进一步扩张。[12] Klaus Stern, in: Bonner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Art.93 , Lfg.44, Rn.190. [13] Andreas Voßkuhle, in: v. Mangoldt/Klein/Starck, GG Ⅲ, 5. Aufl., Vahlen, 2005, Art. 93, Rn.2. [14] Vgl. Klaus Stern, in: Bonner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Art.93 , Lfg.44, Rn.193. [15] Klaus Stern, in: Bonner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Art.93 , Lfg.44, Rn.197. [16] Horst Dreier, Hans Kelsen, in Peter Haeberle, Michael Kilian u. Heinrich Amadeus Wolff (Hrsg.), Staatsrechtslehrer des 20. Jahrhunderts, De Gruyter, 2015, S.220-221. [17] Walter Berka, Lehrbuch Verfassungsrecht: Grundzuge des österreichischen Verfassungsrechts für das juristischen Studium, 2. Aufl., Springer, 2008, S.267. [18] 参见Christian Tomuschat：《作为其他国家宪法法院比较对象的联邦宪法法院》，吴志光译，Peter Badura、Horst Dreier主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册），苏永钦等译注，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75页。

一旦允许此种扩张，则联邦宪法法院将逾越基本法设定的违宪审查的界限，并背离制宪者的重要的根本决断。但是，不能认为《联邦宪法法院法》第76条第1条扩张了基本法第93条第2款设定的法律以下的联邦法的审查依据范围，《联邦宪法法院法》第78条第1句同样也表明，法律以下的联邦法的审查依据都只限于基本法，不包括一般联邦法。

学理上所列举的作为抽象规范审查对象的批准法专指批准国际条约的法律。2008年基本法修改，将原来联邦议会提出抽象规范审查申请的法定议员数由三分之一降为四分之一，使反对党有可能提出抽象规范审查申请，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